一九三四年九月，波兰南部，洪水消退已逾一月。
通往灾区的道路虽经抢修勉强通行，但颠簸依旧。一辆刷着白底红十字标志的德国救援卡车缓缓驶近维斯瓦河畔的村庄。
驾驶员是德国工兵营的士兵，名叫斯迈尔。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位波兰语翻译，来自波兹南的年轻党员，叫亚当·科瓦尔奇克。
他们今天要去的村子叫布雷尼察，位于克拉科夫西南方向约四十公里处。
几天前，前方探路的同志传回消息，说布雷尼察的桥已经被临时修好了，人可以进去，粮食能送进去。可当他们转入通往村口的碎石路时，亚当率先察觉到了异样。
他摇下车窗探出头张望，随后低声对斯迈尔说：“不对劲。”
村口站着一群人。人们的手里攥着棍棒、草叉、镰刀，有的甚至举着磨得锃亮的斧头。
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灾难过后见到救援人员应有的感激，只有一种冷冷的、带着敌意的审视。
一群人放慢了车速，最终在距离人群约五十米处停稳。他熄了火，没有立刻下车，只是透过挡风玻璃看着那些人，摇了摇头，露出困惑的神情。
“亚当，他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们是来送东西的，不是来抢东西的。”
亚当解开了安全带，推开车门，举起双手向人群示意手中没有武器。他先用波兰语喊了一句：“乡亲们，我们是来送粮食和帐篷的。没有恶意，让我们进去吧。”
最前面的一个高个子男人往前走了一步，棍子在地上重重地顿了一下。
“不需要。你们的东西，我们不收。”
亚当愣住了。他在这片区域跑了半个月，去过十几个村子，被拒绝过，被盘问过，被冷脸对待过，但从没遇到过这样直接的、带着敌意的拒绝。
“大叔，洪水把你们的房子冲了，地也淹了。我们是来帮忙重建的，不是——”
“帮什么忙？”高个子男人打断了他，“你们不害我们，就是最大的帮忙了。”
后面有人喊了一句：“滚回去！这里不欢迎你们！”
斯迈尔也下了车。他不会说波兰语，只能站在亚当身边，把声音压得很低问道。
“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说不需要我们的东西。让我们滚。”
“为什么？我们不是已经来过好几次了吗？上次不是还收了帐篷吗？”
亚当摇了摇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时，一个老太太从人群后面挤了出来，站在高个子男人旁边。
“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她问。
“是啊。”
老太太点了点头，像是确认了什么。然后她朝地上啐了一口。
“共产党不信天主。天主降下洪水，淹了我们的地，冲了我们的房子。你们还有脸来？”
“大娘，洪水是天灾。我们派了那么多人来救灾，修堤坝，盖房子，发粮食——如果真是天主降下的惩罚，我们怎么还能站在这里呢？”
老太太看着他，眼神里没有动摇。
“天主借你们的手，试试我们的心。”
斯迈尔听不懂波兰语，但他听得懂老太太的语气。他看着亚当的脸，看见亚当的脸色变了，变得很难看。
“她说什么？”汉斯问。
亚当没有回答。他转身走回卡车旁，拉开车门，坐回了驾驶室。汉斯跟了上来，钻进车里，关上车门。
“亚当，到底怎么回事？”
亚当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们说是共产党不信天主，所以天主降下了洪水。我们救灾，是天主在试他们的心。”
斯迈尔有些讶异的看了一眼窗外的村民们。
“那我们还进去吗？”
亚当睁开眼睛，看着挡风玻璃外面那些人。
“不进去了。回去。跟上面汇报。”
两人发动了卡车，调头，沿着来路开了回去。
当天下午，克拉科夫，波兰共产党灾后重建指挥部临时驻地。
参会的有十几个人。波兰方面的代表是克拉科夫省委书记斯特凡·扎瓦茨基，他负责协调整个南部灾区的救援工作。
德国方面的代表是赫尔曼·诺曼，从柏林建设兵团派来的。
苏联方面的代表是伊戈尔·科洛廖夫，从基辅来的工程师。
亚当和斯迈尔坐在角落里，面前各放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茶。
扎瓦茨基先开口了。
“今天把大家叫来，是因为最近几天，下面的同志们反馈回来的情况很不好。亚当，你先说说你今天在布雷尼察遇到的情况。”
亚当站起来，把手里的茶杯放在桌上，清了清嗓子。
“今天上午，我和斯迈尔同志开车去布雷尼察送物资。到了村口，被村民拦住了不让我们进去。
他们说的理由是——共产党不信天主，天主降下洪水惩罚波兰，我们是天主的敌人。”
扎瓦茨基的眉头皱了起来。“就这一个村子？”
“不是。”亚当翻开自己的笔记本。
“过去一周，我去过六个村子。三个村的物资正常送进去了，老百姓配合。
另外三个村——扎布诺、布雷尼察、还有一个小村子叫沃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
扎布诺的情况最复杂。马祖尔同志牺牲之后，村里人对共产党的感情本来很深，但最近风向变了。有人在他们中间传话，说马祖尔同志是被共产党连累死的，说他不信天主，所以天主降下洪水，把他冲走了。”
“亚当同志，你说有人传话，传话的人是谁？是村里人自己传的，还是外面的人进去传的？”
亚当想了想。
“两种都有。灾区外面有人进来过。我在扎布诺村口见过一个人，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从克拉科夫来的。
我后来问村里人，有人说那个人跟他们聊过天，发了传单。传单上有圣母像，上面写着‘洪水是天主的警告’。”
诺曼和扎瓦茨基对视了一眼。
科洛廖夫把手里的铅笔转了几圈，
“扎瓦茨基同志，这种情况，不止波兰有。
苏联刚建国那几年，也遇到过。白匪军跑进村子里，跟老百姓说，共产党是魔鬼，革命是反基督，旱灾是上帝降下的惩罚。
老百姓信了。因为他们这辈子就活在那样的环境里。神父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
地主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我们的人说什么，他们反而不信。因为我们是外人，我们的话他们听不懂。”
他放下铅笔，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
“这不是靠多发几袋面粉、多搭几顶帐篷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人心的问题。人心要慢慢捂热，急不得。”
扎瓦茨基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到地图前。
“科洛廖夫同志说得对。但我们现在不能等。冬天快到了，老百姓的房子还没盖好，粮食还不够。如果他们连我们的救援队都不让进村，那这些人冬天会冻死、饿死。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
“那怎么办？”有人问。
扎瓦茨基转过身来，看着诺曼。
“诺曼同志，德国方面的工兵和建设兵团，能不能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交通疏通上？
修路、架桥、清理河道——这些不直接进村，不容易跟老百姓起冲突，但同样重要。路通了，物资才能运进去。等把谣言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再进村。”
诺曼想了想。“可以。我们的工兵营本来就在修路架桥。把力量再集中一下，先把连接各灾区的主要干道抢通。
但有一个问题——修路架桥也会跟老百姓打交道。征地、借道、用工，都要跟村里人商量。如果老百姓连这个都不配合，我们的工程也推不动。”
“所以，我们不能单干。”扎瓦茨基说。“要跟村里的党员、积极分子配合。每个村，不管情况多复杂，总有党员，总有跟共产党走的群众。让他们去跟老百姓沟通，我们在后面支援。他们说话，比我们管用。”
他走回桌前，坐下来，拿起笔。
“另外，这件事要上报。报给中央，让科瓦尔斯基同志知道。谣言不是小事，不及时处理，会出大问题。”
他抬起头，看着亚当。
“亚当，你明天再去一趟扎布诺村。找到村里的党员，问清楚到底是谁在传话，传的是什么话，源头在哪里。”
亚当点了点头。
“还有，”扎瓦茨基补充道，“注意安全。不要跟他们硬碰。情况不对，马上撤。”
诺曼站起来，把椅子推到桌下。
“扎瓦茨基同志，我回去重新排一下工兵营的工作计划。先把连接克拉科夫和扎布诺的那条公路修通。那条路断了，物资只能靠人背，效率太低。修通了，卡车就能直接开到村口。”
“好。辛苦了。”
科洛廖夫也站了起来，把铅笔揣进口袋。
“苏联的工程队，可以负责维斯瓦河上游的河道清理。洪水退了之后，河道里淤积了大量泥沙和杂物，明年春天桃花汛一来，还要出事。早清早好。”
扎瓦茨基伸出手，握了握科洛廖夫的手。
“谢谢。”
科洛廖夫摇了摇头。“不用谢。我们是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