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乌不知道自己被关了多久。
关他的监房里面没有窗户，没有钟表，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
只有一盏灯，永远亮着，从天花板上垂下来。
马尼乌被关在布加勒斯特内务部大楼的地下室里。
房间不大，大约十平方，铁门上有窥视孔。墙角放着一张铁架床，床上铺着一层薄薄的褥子。
马尼乌坐在床边，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
铁门上的窥视孔打开了，一只眼睛朝里面看了一眼，然后又关上了。
马尼乌已经习惯了这种被监视的感觉。从他被带到这里的那一刻起，每隔一段时间——他估摸着大概是一两个小时——窥视孔就会打开一次，有人看看他还在不在，还在不在呼吸，还在不在活着。
他不觉得恐惧。
马尼乌花了四年时间，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一步一步地把罗马尼亚从战后的泥潭里往外拉。土地改革，工业振兴，外交平衡，他以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他以为只要做正确的事，就不会有人反对。
可他错了。
正在马尼乌思考的时候，铁门被打开了，
进来的是两个人。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他的脸上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微笑。
走在后面的是一个年轻的男人，穿着制服，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面无表情。
“马尼乌先生，”矮胖男人拉过一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翘起二郎腿，“休息得怎么样？”
马尼乌没有回答。
“我叫科德雷亚努。”矮胖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
“内务部国家安全局局长。当然，你可能更熟悉我们的另一个名字——秘密警察。”
“马尼乌先生，你是聪明人，我不跟你绕弯子。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马尼乌终于开口了。
“我不知道。你应该告诉我。”
科德雷亚努笑了。那个笑容像一把刀，薄薄的，冷冷的。
“好。我告诉你。你，尤利乌·马尼乌，在担任罗马尼亚首相期间，勾结外国势力——具体地说，德国的共产国际——出卖国家利益，策划颠覆国家政权的阴谋。
你的党——民族农民党——已经被定性为非法组织。你的副手们，你的同志们，你的那些在议会里跟你一起投票的人，都在接受调查。”
“你的罪名是：叛国。”
马尼乌看着他，
“叛国。”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叹气。
“我为了这个国家，跟地主斗，跟资本家斗，跟那些不愿意交出手里权力的人斗。我输了，你就说我是叛国。”
科德雷亚努的笑容没有变。
“马尼乌先生，我不负责判断你有没有罪。我负责让你承认你有罪。”
他站起来，把烟头扔在地上，用皮鞋碾灭。
“你好好想想。想清楚了，随时可以叫我的人。当然，你不想清楚也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玩下去。”
他转身走了出去。铁门在身后关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年轻男人打开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放在马尼乌面前的床上。
“这是你的供词。你只需要在上面签字。”
马尼乌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密密麻麻的字，写的都是他从来没做过、没说过、甚至没想过的事。
勾结德国，出卖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接受柏林的资金，策划武装叛乱——每一项罪名都编得有鼻子有眼，连日期、地点、金额都写得清清楚楚。
他把那张纸拿起来，慢慢地，撕成了两半。
年轻男人看着他做这一切，没有任何反应。等马尼乌把碎纸片扔在地上之后，他转身走了出去。铁门再次关上。
大约过了十分钟，铁门又开了。
四个穿制服的男人，两个架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把他拖进了房间，扔在地上。那个人蜷缩着，嘴里发出含混的呻吟声。
马尼乌站起来，走过去，蹲下来看那个人的脸。
他认出来了。是米哈伊·波普，民族农民党内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跟了他将近十年的老部下。
波普的脸肿得不成样子，左眼完全睁不开，嘴唇裂开了一道口子，血从嘴角流到下巴，滴在地上。他的手指有几根明显断了，歪歪扭扭地伸着，指甲盖少了两三个，露着粉红色的嫩肉。
“米哈伊。”马尼乌的声音在发抖。
波普没有反应。他的意识似乎已经模糊了，只是在不停地发抖。
过了一会儿，波普的身体忽然痉挛了一下，他的眼睛——那只还能睁开一点的右眼——猛地睁大了，瞳孔里映出马尼乌的脸。他认出了他。
“尤……尤利乌……”他的声音很微弱。
“我在这儿。”马尼乌握住他的手。
波普想说什么，但嘴唇张了几下，只发出了几个含混的音节。然后他的身体又痉挛了一下，眼睛慢慢地闭上了。
马尼乌蹲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一动不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铁门又开了。那四个穿制服的男人走过来，把波普从地上拖起来，架着走了出去。波普的头垂在胸前，腿在地上拖着，留下两道浅浅的血痕。
铁门关上了。
马尼乌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手上还沾着波普的血。
他走到床边，坐下来，把手上的血在褥子上擦了擦。然后他低下头，把脸埋在手心里。
他没有哭。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哭过了。
接下来的几天马尼乌没有再见科德雷亚努。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被拖进他的房间，扔在地上，让他看。
不是同一个人。每一次都是不同的面孔。
有的是他认识的——民族农民党的议员、地方官员、工会领袖。有的是他不认识的——年轻的大学生，穿工装的工人，甚至还有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的男孩。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伤。有的轻一些，只是脸上有淤青、嘴角有血痕。有的重一些，断了胳膊、断了肋骨、站都站不起来。
还有的已经不会说话了，只会不停地呻吟，眼睛空洞地瞪着天花板，像一具还没有完全死去的尸体。
马尼乌知道这是在告诉他：你看，你不签字，受罪的就不是你一个人。你扛得住，他们扛不住。
马尼乌坐在床边，看着那些被拖进来又拖出去的人，一言不发。
他的手在发抖。
他在愤怒。
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涌的、几乎要把胸膛烧穿的愤怒。
他想站起来，想冲出去，想抓住科德雷亚努的脖子问他：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你们还有没有一点良心？那些人做错了什么？他们不过是想要一块地，想要一份工资，想要活着——就这些，就这些而已！
马尼乌坐在床边，看着那些人被拖进来，又看着那些人被拖出去。
而在马尼乌看不见的地方——在这栋大楼的其他房间里，在布加勒斯特的其他拘留所里，在克卢日、雅西、蒂米什瓦拉、康斯坦察——审讯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着。
马尼乌没有被用刑。不是因为他运气好，是因为科德雷亚努不敢。
马尼乌太有名了。他在罗马尼亚的声望太高了。杀了他，或者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伤痕，卡罗尔二世没法向外界交代。
马尼乌可以死，但不能死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
他只能死在监狱里，“因病去世”，或者“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这些都是体面的死法，能给外界一个交代。
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米哈伊·波普，民族农民党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被关了三天之后，死在了审讯室里。
官方记录上写的是“心脏骤停”。但参与审讯的人私下里说，他是在被连续审讯了四十八小时之后，又被电击了三次，心脏承受不住了。
格奥尔基·米罗内斯库，前首相，马尼乌的亲密盟友，七十一岁。
他没有被打——打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传出去不好听。
但他被关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零下的温度里关了五天。他被放出来的时候，浑身发紫，已经说不出话了。后来他被送进了监狱医院，但谁也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
维克多·布内斯库，议会党团领袖，四十五岁。他是少数几个扛住了没有开口的人之一。秘密警察把他吊起来，用浸了盐水的鞭子抽他，打断了他三根肋骨。
他始终没有说一个名字。后来他被转移到了黑海沿岸的秘密监狱，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康斯坦丁·蒂特尔，布加勒斯特市委负责人，三十八岁。他没有扛住。在被打断了两根手指之后，他开口了。
他说出了几个名字，几个地址，几个联络方式。第二天，又一批人被捕了。其中有一个是他大学时的同学，两个人曾经一起在咖啡馆里讨论过马克思和列宁。
蒂特尔变节之后，被秘密警察放了出来。他们让他继续跟以前的人保持联系，继续参加地下活动，然后把每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都报告给秘密警察。
他照做了，而这样的人，不止蒂特尔一个。
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一个人开口了，他供出来的名字被逮捕了，新的人被带进来，新的人又开口了。链式反应，像多米诺骨牌，一倒倒一片。
有些变节者后来被秘密警察发展成为线人，穿着便衣，回到原来的单位、原来的社区、原来的朋友圈子里，继续替秘密警察搜集情报。
但也有一些人，在变节之后，后悔了。
有一个叫安德烈的年轻人，是布加勒斯特大学的学生，二十二岁。他被捕之后，挨了一顿打，就开口了。他说出了他在学校里认识的几个同情共产党的同学的名字。第二天，他的两个同学被捕了。
安德烈被释放后，回到学校。他的两个同学没有回来。他在走廊里遇见他们的朋友，那些人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他。
安德烈受不了了。
第三天晚上，他买了一瓶老鼠药，全部吞了下去。死之前，他写了一封遗书，只有一句话：“我不配做一个人。”
这封遗书被秘密警察没收了，没有交给他的家人。他的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急性肠胃炎”。
马尼乌不知道这些事。
马尼乌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上面。只要他不开口，不签字，不认罪，他就还是那面旗。
那些被拖进他房间里的人，那些被打得半死的人，那些在刑讯室里尖叫的人——他们不是目标，他们是筹码。是用来撬开马尼乌这张嘴的筹码。
科德雷亚努深谙此道。
“你不打他。”他对自己的手下说过。“你打他身边的人。你让他看。人这个东西，最受不了的不是自己疼，是看着别人疼。尤其是他看着那些因为他而疼的人。”
科德雷亚努每隔一天来一次。每次来，都会带一张新的供词，放在马尼乌面前。
“马尼乌先生，想好了吗？”
马尼乌看着他，不说话。
科德雷亚努也不生气。他把供词放在床上，站起来，拍拍裤子上那并不存在的灰尘。
“没关系。你慢慢想。我们不急。”
他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对了，你的那个老朋友，米罗内斯库——你知道的，前首相——他的身体不太好。我们给他换了一个房间，暖和一点的。但是你知道，人老了，有些事情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