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历史，要从一九二一年说起。
那一年，在布加勒斯特一条狭窄的巷子里，十几个社会主义者聚集在一间地下室里，宣布成立罗马尼亚共产党。
他们手里没有枪，没有钱，甚至连一间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但他们有一本《共产党宣言》，和一颗滚烫的心。
此后的十几年，罗马尼亚共产党一直在地下活动。
不是他们不想公开，是不能公开。战后的罗马尼亚虽然号称“统一的国家”，但骨子里还是那个被大地主和大资本家掌控的旧王国。
国王费迪南一世在位时，对共产党还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打压，不扶持，当它不存在。
但当一九二七年费迪南去世后，罗马尼亚国内的政治局势就开始突然转变了。卡罗尔二世虽然那时候还在流亡，但他的影子已经笼罩在布加勒斯特上空。
秘密警察开始盯上共产党人，抓了一批，判了一批，剩下的人被迫转入更深的地下。
转机出现在一九二八年。
那一年，尤利乌·马尼乌的民族农民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马尼乌第一次出任首相。
他上台后推行的土地改革，虽然力度不大，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至少比之前那些只会收税的政府强得多。
更重要的是，马尼乌开始向柏林靠拢了。
这不是偶然的。一九二八年，德国已经建国将近十年。十年间，韦格纳带着德国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业国有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德国的工人住上了新房子，德国的农民开上了拖拉机，德国的孩子免费上学、免费看病。这些成就，马尼乌看在眼里。
他开始引进德国的技术和资金，开始派遣留学生去柏林学习，开始在政策上向德国的模式靠拢。这个过程中，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处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马尼乌不反共。他不喜欢共产党——他觉得共产党那一套太激进、太暴力、太不“罗马尼亚”了——但他也不镇压共产党。
在他看来，共产党是罗马尼亚政治光谱中的一部分，只要不搞暴力革命，就可以存在。
于是，罗马尼亚共产党迎来了短暂的“合法的春天”。
地下党开始半公开活动。工人俱乐部在各大城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门口挂着红色的旗帜，虽然不大，但一眼就能看见。
农民协会在乡村遍地开花，协会的负责人大多是共产党人，他们教农民识字、帮农民算账、组织农民跟地主谈判争取权益。
青年团在中学和大学里发展成员，那些读过马克思、见过柏林繁华的年轻学生，是最容易被吸引的。
到了一九三二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已经发展到了近六万名党员。
六万人，听起来不多。但要知道，就在五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三千。十年增长了数十倍，这个速度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惊人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开始在民族农民党内部占据位置。
马尼乌的民族农民党通俗上来讲就是一个大帐篷，里面什么人都有——左翼的、右翼的、中间派的、甚至还有一些旧贵族出身的投机分子。
共产党人利用这个大帐篷的保护，以“民族农民党左翼”的身份公开活动，竞选议员，担任地方官员，甚至在中央政府里也安插了几个自己的人。
马尼乌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但他没有阻止。他的土地改革需要基层的执行者，他的工业政策需要懂行的技术官僚，他的亲柏林路线需要能够跟德国人打交道的人。共产党人恰好能提供这些。
所以，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发展，就没那么顺利了。
罗马尼亚军队是一支有着深厚保守传统的武装力量。
军官团里大部分是旧贵族出身，他们效忠的是国王，不是宪法；他们信仰的是等级和服从，不是平等和自由。在这样的环境中，共产党的发展举步维艰。
但也不是不是完全没有进展。在中下层，在那些从农村来的士兵和因为家境贫寒才考上军校的底层军官中间，共产党的思想有一定的市场。
他们亲眼见过地主的压迫，亲身体验过资本家的剥削，他们知道这个国家需要改变。一些人开始秘密阅读从柏林寄来的小册子，一些人开始在士兵中间传播“土地应该归农民、工厂应该归工人”的口号。
但到了军官上层，这条路就彻底堵死了。
安东内斯库将军是一个精明的人。他早就察觉到了军队中下层的不安情绪。他在几个关键部队里安插了密探，专门监视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政治倾向。
一旦发现有“可疑分子”，轻则调离，重则开除。有几名年轻的军官因为被发现阅读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被秘密逮捕，关进了军事监狱。
所以，当卡罗尔二世在十二月十七日发动政变的时候，罗马尼亚共产党虽然在民间和政党内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军队中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调动的力量。
这成为了一个致命的短板。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傍晚。
布加勒斯特一栋位于北郊的旧别墅，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办公地点。
这栋别墅名义上属于一个希腊商人，实际上已经两年没人住过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去年通过一个中间人租下了这栋房子，作为紧急情况下的联络点和文件藏匿处。
别墅的地下室里藏着一台电台，是德国同志通过保加利亚渠道运进来的，用以跟柏林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
傍晚六点，天已经完全黑了。
中央委员会书记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坐在一楼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份当天的晚报。
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政变的消息——卡罗尔二世对媒体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国王陛下签署的“维护国家安全”法令，以及内务部“破获颠覆组织”的通告。
但乔治乌-德治知道发生了什么。今天下午三点，他的一个在议会工作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出来消息：马尼乌已经被捕，民族农民党的高层正在被全面清洗。
“我们要不要转移？”旁边的一个年轻同志问他。他叫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干事，负责联络工作。
乔治乌没有立刻回答。他想了想。
“再等等。现在转移太显眼了。秘密警察肯定已经布控了主要路口，我们一动，反而会被发现。”
“那电台呢？要不要跟柏林联系？”
“现在不行。等半夜，等街上安静了再说。”
齐奥塞斯库点了点头，退到一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检查了一下子弹，又放回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晚上八点，别墅外面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乔治乌迅速熄灭了灯，所有人躲进地下室。他们从地下室的气窗往外看——一辆黑色轿车从别墅门口驶过，没有停，继续往前开。不是冲他们来的。
但到了九点，第二辆车来了。这次是三辆，停在距离别墅大约两百米的路边，车灯熄了，但能看见有人在车上抽烟，烟头一明一暗的。
“他们在蹲守。”齐奥塞斯库低声说。
“不是蹲守我们。”乔治乌的声音很平静，“他们在蹲守这条街上所有可能的目标。不只是我们这一栋房子。”
他们在地下室里等了整整一夜。
凌晨两点，齐奥塞斯库打开了电台，试图跟柏林取得联系。耳机里传来沙沙的噪音，他调整了几次频率，终于捕捉到了柏林电台的信号。
“这里是布加勒斯特。这里是布加勒斯特。呼叫柏林。呼叫柏林。”
没有回应。
他又重复了一遍。还是没有。
“频率可能被干扰了。”他摘下耳机，看着乔治乌。
“也可能是我们这边的天线出了问题。”
乔治乌咬了咬牙。
“明天晚上再试吧。现在关掉，不能让他们测到信号。”
齐奥塞斯库关掉了电台，把它重新藏进地下室的暗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