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柏林的时候，是十二月十八日的凌晨。
施密特亲自送来的。他敲开韦格纳办公室的门时，手里拿着一份从罗马尼亚传来的密电，脸色不大好看。
韦格纳正在看一份关于英国海岸防御工事的进展报告。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施密特的表情，把手里的文件合上，往椅背上一靠。
“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施密特把密电放在桌上。
“主席，罗马尼亚那边出了变故，昨天傍晚，罗马尼亚内务部的人同时动手，马尼乌在克卢日的住所被控制，他在布加勒斯特的主要副手也都被带走了。
目前被捕的人数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人之间，可能还会增加。”
韦格纳拿起密电，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电报不长，但信息很全——谁被捕了，谁下的令，谁执行，甚至连军队和秘密警察的调动情况都写得清清楚楚。
“卡罗尔。”韦格纳念出这个名字，语气有些平淡，让人听不出情绪。
“他在一九三零年复位，当时马尼乌就跟他有过冲突。”施密特说，
“原因很私人的——卡罗尔不愿意跟他的合法妻子复婚，要跟那个女人在一起。马尼乌公开反对，差点闹到宪政危机。”
“我知道。”韦格纳转过身来，“那后来呢？”
“后来马尼乌下台了。一九三零年十月，他辞去了首相职务。但他一直是民族农民党的灵魂人物，在议会里有很大的影响力。卡罗尔复位两年，一直没能真正掌控政局。秘密警察、军队、内阁，名义上听国王的，实际上各有各的算盘。”
“卡罗尔的时机选得很好。”施密特说，“欧洲各国都盯着英国和美国的局势，他觉得没人会为了一个罗马尼亚的政党领袖出头。？”
韦格纳拿起那份密电又看了一遍。
“马尼乌现在在哪儿？”
“据情报说在布加勒斯特北郊的一个秘密拘留点。具体位置还不清楚，我们的情报人员正在查。”
“他还活着吗？”
“目前的消息是还活着。审讯应该已经开始了，但卡罗尔不会轻易杀他。马尼乌在民间的声望很高。”
韦格纳沉默了片刻。
“施密特，你跟马尼乌有过接触吗？”
“有过几次。一九二八年他到柏林访问，我见过他一面。后来通过几封电报，主要是关于经济合作的事。”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施密特想了想。
“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个改良主义者，相信议会民主，相信法律制度，相信通过投票和辩论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他不喜欢我们这一套——他不喜欢党，不喜欢专政，不喜欢那些他觉得太激进的东西。
但他也不完全排斥我们。他知道罗马尼亚需要改革，知道土地不分给农民、工人不提高待遇，国家迟早要出大问题。
所以他在中间摇摆——一方面想学德国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又怕被说是柏林的附庸。”
韦格纳点了点头。施密特的评价，跟他自己的判断差不多。
“我跟他的电报来往，比你多。”韦格纳说，
“每次他都客客气气的，称我韦格纳同志，说罗马尼亚人民感谢德国的帮助和支持。但一谈到实质性的问题——比如引入德国的顾问，比如按照德国的模式进行深化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他就开始绕弯子，说什么‘国情不同’‘需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
施密特没有说话。
“我不是要逼他。”韦格纳的语气有些沉，
“我一直认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道路，不能照搬德国的模式。
波兰走的路就跟我们不完全一样，科瓦尔斯基同志在波兰搞的我没有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诺瓦克同志走的道路，我也支持。只要大方向是对的，具体的路径可以不同。”
“但是马尼乌的问题不在于路径不同。”施密特接过话头，“他的问题在于，他根本没想清楚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
“对。”韦格纳说，
“他想改革，但他不想触动根基。他想学德国的经验，但他不敢得罪国内的旧势力。他想让罗马尼亚强大起来，但他不愿意引入真正能改变这个国家的力量。”
韦格纳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文件，翻了翻，抽出一张纸。那是马尼乌三个月前发给他的电报，措辞很客气，说罗马尼亚正在推进土地改革，已经分配了多少万公顷的土地给农民，请韦格纳同志放心，罗马尼亚一定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韦格纳当时看完这封电报，没有回。
不是因为没话说，是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
马尼乌说的那些数字，韦格纳派人核实过。土地改革确实在推进，但分配下去的土地，大部分是边角废料，好地还在大地主手里。
农民拿到了地，但没有种子、没有农具、没有技术指导，种不出东西来。工厂国有化也在推进，但国有化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濒临倒闭的小工厂，大的工业企业还在资本家手里。
这是马尼乌式的改革——看起来在动，实际上没有动到罗马尼亚的政治根本。
韦格纳不是没有提醒过。
去年春天，他给马尼乌发过一封长电。电文写得很克制，没有批评，没有指责，只是客观地分析了罗马尼亚当前面临的经济困难和政治风险。
他建议马尼乌抓住时机，引入德国的技术和资金，对农业和工业进行深层次的改造。他甚至暗示，如果罗马尼亚需要，德国可以派遣顾问团队，帮助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
马尼乌回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感谢韦格纳同志的好意，但婉拒了顾问团队的提议。他说罗马尼亚有自己的专家，有能力独立完成改革。
韦格纳看了那封电报，笑了笑，没有再说。
今年夏天，他又发过一封短电。这次措辞稍微直接了一些，提醒马尼乌注意国内旧势力的反扑，尤其是军队和秘密警察中的保守力量。
他说，改革到了一定程度，一定会触碰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那时候就不是靠投票和辩论能解决的了。
马尼乌的回电很简短，只有几句话：韦格纳同志，罗马尼亚的局势在我的掌控之中，请放心。
韦格纳把那封电报拿给施密特看过。施密特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他太自信了。”
现在看来，不是自信。是天真。
“主席，”施密特的声音把他从回忆中拉回来，“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个决定。是表态，还是不表态？是支持马尼乌，还是默认卡罗尔的行动？”
韦格纳的手指在桌子上轻轻敲了几下，
“施密特，你觉得，如果我们现在派兵进入罗马尼亚，会怎么样？”
施密特愣了一下。
“派兵？”他斟酌了一下用词，“韦格纳同志，我们的原则是不干涉他国内政。如果派兵进入罗马尼亚——”
“我知道我们的原则。”韦格纳打断了他，“我问的是，如果派兵，会怎么样。”
施密特沉默了片刻，认真想了想。
“军事上不是问题。罗马尼亚的军队跟我们的差距很大，从匈牙利边境过去，最多一周就能控制布加勒斯特。但问题不在军事上。”
“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那边。”施密特抬起头，看着韦格纳，
“科瓦尔斯基同志和诺瓦克同志一直是以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旗帜在领导各自的革命。如果我们今天出兵罗马尼亚，会不会开了个坏头呢？”
“不是他们不信任我们，而是政治逻辑本身就会导向这种猜疑。
一旦开了这个头，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重新评估跟我们的关系。他们会开始考虑：要不要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更多的国防力量？要不要在政策上跟德国保持一定的距离？要不要找一个第三方来平衡德国的影响力？”
“你是说，他们会害怕。”
“我认为他们会警惕。其中的区别不大。”
“施密特，”韦格纳看着他说，“你觉得，政策是永远不变的吗？”
施密特微微一怔。
“政策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而定的。哪有一直不变的政策呢？”
“不干涉他国内政，这条原则在过去几年是对的。法国革命的时候，我们没有直接出兵，让法国人民自己去斗争。
意大利统一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直接派兵，只是让志愿军过去帮忙。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欧洲的局势还不明朗，资本主义世界还有很强的反扑能力，我们如果表现得太过强势，反而会激起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把那些本来可能倒向我们的人推到对立面去。”
最近准备把前面的从头到尾修改下，终于算是腾出时间来了，有什么不对的可以留言，作者会一点点修改的。(*╹▽╹*)